分税制与土地财政

关于分税制和地皮财政之间的联系，需要多说几句。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穷的可怜，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工资发不出去，公安办案没有经费，各个机关到处拿着公章搞创收。分税制之后中央不再依赖地方的财政上缴，由于国税主要在流转环节，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央政府不在看重大大小小的地方国企，反正不论什么性质的企业、不论是盈是亏，只要卖出商品中央就有财政收入。地税主要是地方企业的所得税，私企的所得税又收不上来，地方的国企本来就在竞争中没有优势，即使有几个效益好的企业也架不住整个地方政府来吃。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是相当紧张的，分税制的实行客观上为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改制创造了先决条件，标志着中央与地方经济进行了切割，把地方国企当成了包袱彻底推给了地方政府，分税制后，就再也不提如何搞好搞活国企了，而是三令五申要求国企改制了，所谓的改制就是国退民进，就是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反正这些都影响不到中央的税收，分税制后国企改制的社会保障成本落在了地方政府头上，这对地方政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地皮财政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催生出来的，因为国企是占有大量城市及周边土地的，而这些土地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划拨给企业的，并不作为企业法人财产，国企在“国退民进”的口号下，不再是前期的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经济效益了，而是迅速退出市，腾出土地。地方政府将土地拿到市场上去拍卖，其收入一部分作为企业安置破产职工的费用，一部分自己留用。尝到甜头的地方政府于是不断地扩大土地市场化的范围分税制，国企的土地用完了就征用周边农民的耕地，耕地受到限制就在城市扩容搞拆迁，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商就是这样产生的。以三线城市在房价暴涨前为例，每平米3000元的房价，地方财政得1000元，开放商赚1000元，建筑商赚200元，只有800元是成本。于是房地产作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的格局在利益的捆绑下就根深蒂固了。

应该说，分税制后地方政府并不是马上就意识到要从房地产上来缓解财政紧张的局面，事情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一个地方搞，其他地方相仿。分税制后房地产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城市职工住房条件大面积改善是在职工集资建房时期，房地产市场受到它的制约，还很不成气候，地方政府也没把它放在眼里。1994年搞分税制，到1999年最后一次房改，宣布了这种公有体制下改善老百姓住房条件的努力彻底结束，转向了市场。于此同时，中央财政以债换股的形式注资四大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这是中央政府最后一次与地方政府针对国企责任的一次彻底切割，也是为外资、私营资本收购国企送上的一份大礼，至此国企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地方政府在土地交易中同样也获利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这表现为不断出台有关产权制度、交易制度上的法律和政策分税制，在实际操作上也是默许的。以上就是xxx在执政时期所做的政绩。

至此，分税制、国退民进、房地产热之间的关系就比较清晰了。总之，分税制是桥梁；为市场经济开路是目的；剥离不良资产是为国企退出市场扫清最后一道障碍；大大小小的地方国企破产、职工下岗是后果；房地产热、地皮财政是一种代价，是这种路线催生的一个怪胎而已。分税制意味着对国企的抛弃，这在当时就有反应，许多在地方国企工作的同志对分税制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央不管我们了。这一点xxx是不愿意承认的，他所说的只是认为卖地的钱中央政府应该管起来而已。

那么分税制有没有好处呢？我认为不可一概否定，我所批判的是分税制对国企的出卖，但现在情况变了，在国企已经大部分退市场的情况下，分税制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坚持分税制反而有利于遏制地方的经济割据和政治上的阳奉阴违。现在提出税改的主张，等于是在分税制完成了出卖了国企的历史任务后，再去助长地方的资本独立王国。对于地方财政的收支要区别对待，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应该有所不同，要逐步摆脱政策被资本绑架的局面，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达到这样目标后，再从整体上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税改自然也是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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