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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将启动试点征收？那么在法律严苛的明代是如何做的呢？

51税知网1年前 (2022-11-15)知识库48

在以前，湖南浏阳东部山区红光村有一姓王的土郎中，他视病人为亲人，视医德为生命，不论远近贫富都一视同仁，只要有病相求房产契税如何征收，他都{会悉心诊治，因此在百姓中享有较好的口碑。

财政就是政府的账本，但是中国正史历来重视政治而轻财政，所以，正史里的财政资料都有些语焉不详。但是明代一位知县著的一本杂记，却为我们揭秘了明代严苛的财政。那么，明代的财政有多细致、严苛呢？还有，明代的征税也很重，那么当时社会是如何征收房产税的呢？通过明代北京宛平知县沈榜所著的《宛署杂记》，我们会发现，现在的生活与四百多年前的明代也有相似的地方。

沈榜是个有心人，万历十八年（1590年）任宛平知县。在为政的三年中，沈榜感慨作为附属皇城北京的宛平县历来没有地方志。他说自己在地方上干县官的时候，还能够看到一些文字资料，而到了京城的宛平则看不到像样的志书。因为没有志书，查阅起资料来，就感到无从下手，“茫然无可备咨询”。于是他凡遇上事情，一一记录下来，从宣谕、政令到断片残简，民间掌故，都在他的收集范围之内，最后完成了此书。它既是宛平的县志，又是北京最早的史志书之一。这就是《宛署杂记》，尤其是第十四、十五两卷，题为《经费》上、下，把宛平县每年的例行财政支出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成为详细而透明的财政“流水账”。这么详细的财政账单，是现在很多政府都难以做到的。那么，这个账本详细到什么地步了呢？

首先我们要说说沈榜所在的宛平县的独特地位。明代北京地区称为顺天府，辖区多达20多个州县，其中宛平、大兴二县为附郭县，又称为京县，以北京城的中轴线为界，城西部及郊区属宛平，城东部及郊区属大兴。所以宛平知县不同于一般的九品芝麻官，沈榜是正七品知县，官不大不小。由于宛平是附郭县，处于天子脚下，每年京城各坛庙及皇陵的祭祀费用、中央各衙门的办公用品，还有在北京举行的各级科举考试的组织经费等，都要由宛平、大兴两县共同承担。所以，这个小小的知县却担负着半个京城的财政开支。

沈榜将大小支出项目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小项目有时候只需十几两银子，如天坛的“冬至祭”，宛平县只需预备50束“苇把”、200斤“烧香木炭”、15两灯油以及100斤木炭，连同运送的“脚钱”，一共才十七两四分五厘银子。但是大宗开支则要几百两，甚至上千两。比如宛平每年都要与大兴区分担宗庙的祭祀开支，12个月的费用加起来，宛平的支出是白银450两（折合人民币11万元）。至于三年一届的“会试”，宛平要担负将近1000两银子（折合人民币近24万元）的费用！为中央各衙门提供办公费用，负担就更沉重。服务对象包括翰林院、六部、都察院……总共30多个衙门。这对于一个知县来说，其账目是多么严苛而细致。然而这还不是最细致的支出，还有更令人惊讶的财政支出记录。

每年到了大年初一，宛平县负责的各个衙门、城门，乃至土地庙都要贴门神、对联还有桃符。这些琐碎的支出都必须详细地记录下来。《宛署杂记》中就记载：“太仆寺正堂、大门、二门、东西角门、土地祠、后宅门，大小门神、桃符各二十副，共价一两四钱三分二厘。”由此可见，明代财政管理已经精细到了春节贴的每一张门神。这样的记录可谓是有章可循、有据可查的，如果—个官员想在财政上巧立名目、借机敛财，并非易事。

一个小庙要供养这么多大神，这对于一个知县来说任务非常艰巨。沈榜刚上任的时候，宛平县财政仅有50余两存银，而每年财政支出却需要6000多两。这么大的收支差距，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这样的财政困境，对于—介书生来说，第—个反应就是没法干，沈榜首先想到的就是辞职。可是他却没有辞职，他是—个善于在地方上摸爬滚打的能吏。他接下来一干就是三年，经过他任职三年开源节流的努力，宛平县的财政收入不仅能够满足开支之需，而且还有1000多两银子的积累。

那么，沈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哪里呢？其中之一就是契税，也就是房产税。我们知道，明代有严苛的《大明律》，《大明律》中有不少征收重税的规定，房产税也不例外。那么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房产税调控有多严格？

《大明律》有规定：明朝人买房，要缴契税，每银一两，税契三分。如果不缴，被人告发，重打五十房产契税如何征收，外加罚款，罚款金额是房款的一半。这可以说是重税重刑了，后来，执政者根据实际情况也调低了税率，比如嘉靖四十一年户部印发的《攒造黄册事例》，要求购房者“印刷契尾，每银仍旧纳银二分”，说明在嘉靖四十一年前后，契税税率曾经降到2%。

但在张居正主持万历新政期间，还有不让缴契税的时候。沈榜在《宛署杂记》中就记载：“如典买房税，虽明载律令，莫掌行者。”他回顾的却是万历五年以前的旧事，那时候正是张居正任万历首辅时。虽然不知道是否全国都如此，但至少在北京宛平一县，当时的人们在北京买房是无需缴契税的。

随着张居正病逝，万历新政也被反拨。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也就是张居正逝世的第二年，顺天府府尹张国彦提议，但凡北京辖区居民买房，房价在20两以下，不用缴契税；超过20两，仍然按3%的税率缴纳。他的理由是，能够买得起20两以上房子的人，肯定是富人，富人应该为国家做点儿贡献；买不起20两房子的人，应该属于穷人，穷人就不用掏腰包了。这个提议报到皇帝那里，皇帝批复道：近两年国内形势大好，国民收入倍增，买20两以上房子只能算工薪阶层，买40两以上房子才算富人，为了照顾广大低收入者，可以把起征点调高，同时把税率调低，买40两以上的房子，一律按1.5%缴纳契税，买40两以下的房子，—分钱也不用缴。

万历皇帝调高契税起征点，初衷当然是好的，可是自打这个政策实施以后，朝廷就再也收不到多少契税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的人们钻了法律的空子，规避了房产税。沈榜《宛署杂记》里就有详细的记载，简单说就是“价多而分为数契，减之使少”。譬如买一套2000两银子的房，该缴30两银子的契税，那买房的就分6次过户，每次登记一间，哪一间都不超过40两，这样就—分钱都不需要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