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管家：2021年国务院批复! 四地试点扩大服务业开放
4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在天津、上海、海南、重庆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批复》，同意在天津市、上海市、海南省、重庆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试点期为自批复之日起3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服务业有序开放金融服务业商会，增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制定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邵宇在《清华金融评论》（点击订阅）2021年4月刊撰文表示，服务业早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也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制造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服务业仍处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下，降低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与曾经降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FDI）门槛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也可能复制中国制造的成功经验。
导语
中国经济正处在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将继续提升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服务业扩大开放可以考虑复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的发展经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学习机会，借此契机我国可以思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制度框架，推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和中国资本走出去，这也将会重塑中国的贸易结构和价值链网络。
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邵宇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认识当下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后，双循环便成为国内外热议的流行词汇。这被认为是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做出的一次战略性调整，是贯穿“十四五”规划和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一条政策主线。
在中美关系短期内难有实质性转折的情况下，加强与亚洲和欧洲的经贸关系往来，是中国应对美国脱钩政策的理性选择。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完整表述了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具体要求。就如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而言，需要“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所以，“引进来”和“走出去”仍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涵。
新签订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The 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简称CAI）是一个里程碑事件，提供了一个思考中国如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制度框架。中国承诺降低金融、法律等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强化公平竞争承诺。这有助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流入中国和中国资本走出去，因此也会重塑中国的贸易结构和价值链网络。
FDI的中国版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前不同的是：第一，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快速膨胀，增速远超商品和服务贸易；第二，贸易的内涵不再只是最终商品和服务，中间品贸易（价值链贸易）逐渐发展成为主要形态，其规模约两倍于最终品，占全球贸易总规模的60%~70%；第三，跨国公司在全球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13年发布的统计显示，跨国公司所占的贸易份额达80%。某种意义上说，全球价值链网络和产业分工格局就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在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的互动中形成的。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劳动丰裕，资本和技术短缺，正好与西方发达国家互补，故能顺利地嵌入全球价值链。
在1978年决定实施改革开放的同一年，中国开始重新接受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始终遵循渐进改革路线，所以初期FDI限制仍然较多，比如只允许在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经营出口加工业。整个20世纪80年代，FDI规模都比较小，FDI流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的比重从未超过1%。直到1985年，外资企业对出口的贡献仅为1%。
1990年前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对立的世界体系合二为一。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念，中共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汇率等金融体制改革和降低市场准入等政策的刺激下，FDI流入中国的步伐明显加快。FDI流量在1992年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突破500亿美元。2008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如图1所示）。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FDI流量急剧下滑，直到2015年才突破2007年的峰值。然而，流入中国的FDI早在2010年就再创新高。2016年至2019年，全球FDI流量收缩25%。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FDI断崖式下跌。但无论是2018—2019年全球贸易冲突期间，还是2020年，中国FDI流量仍然维持高位。在2020年一季度录得2004年以来的最低记录之后，二季度和三季度均已经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水平。从流量相对指标来看，FDI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和GDP的比重均在1994年达到峰值（17%和6%）后持续下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分别跌至3%和2%以内。但因此而认为外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不再重要却是错误的，因为重要的是存量效应。
从行业结构来看，制造业是主体，但2006年以来，服务业占比开始上升。截至2019年，制造业占FDI流量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末的60%降至25.6%，仅随其后的是房地产业，占比17%，2014年峰值时达29%。租赁和商业服务仅比房地产低1个百分点。信息传输和计算机与软件服务业占比已升至11%。占比相对较低的行业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以及文化娱乐等。
中美贸易冲突期间，外资迁出中国的担忧随处可见。经历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外资企业在“离开中国”还是“留在中国”的选择上并未明显变化，而是更多持观望态度。2020年外资企业调研数据显示，美欧日企业“留在中国”的比重分别为：87%、89%和96%。当然，中美双边资金往来确实受影响较大。
中国FDI的经济绩效：历史视角
FDI的经济影响至少包含四个渠道：第一，设备投资和经营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第二，通过供应链产生的间接影响；第三，直接和间接活动会创造就业岗位，员工支出会产生诱致性影响；第四，溢出效应，如知识溢出、技术和管理经验、人力资本积累等。FDI不必然带来正效应，关键在于国家的驾驭能力。东亚与拉美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在中国，FDI的积极作用有高度共识。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吸引外来资本，发展出口加工业，开展对外贸易。这不仅解决了国内劳动充裕、资本和技术短缺的矛盾，也弥补了外汇储备的缺口。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口加工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其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末超过50%，出口额占比长期高于进口，“剪刀差”的扩大也反映了国内附加值的提升。出口加工业的发展是90年代初中国贸易总额占GDP比重出现第一个峰值的主要解释。80年代中后期，国内消费市场逐渐对外资开放。90年代初开始，FDI加速流入，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占比在2005年达到60%，中国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也触及64%的峰值。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内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的推动，本土品牌纷纷崛起，附加值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和出口加工业的比重均不断下滑，但仍然举足轻重。
在工业企业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在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份额和就业岗位等方面占比约20%，但在不同行业有显著差异。就资产规模而言，截至2019年，占比已经下降至19%，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占比仍超过40%，造纸和纸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食品制造业占比超过30%；主营业务收入方面，整体份额2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为55%，2013年以前超过70%。净利润方面，占比25%，其中汽车业持续位于50%以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占比也接近50%。就业方面，整体占比23%，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贡献率仍然超过50%。累计而言，综合考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诱致效应，改革开放40多年，外商投资企业约贡献了增加值的1/3和就业的1/4。
难以量化的，也是影响更深远的是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同时，合资企业模式被认为是促进技术转移和知识溢出的有效形式。一方面，对于外资母公司来说，选择组建合资企业有助于发挥本土公司的优势，快速进入市场，向合资公司转让技术和专门知识也有助于其获得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不仅合资企业对本土合作伙伴及其母公司有显著的正向的内部和代际溢出效应，合资企业及本土合作伙伴母公司对整个行业都有正向外部性。当合资企业的销售份额增长10%时，该行业中典型的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率平均会提高10%。中国合作伙伴母公司的市场销售份额每增加10%，其他公司的生产率就会提高4.5%左右。并且，中美合资企业的外溢效应更显著。
中国FDI限制指数仍居高位
欧盟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主要内容文本上写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欧盟对中国的累计外国直接投资已超过1400亿欧元……就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潜力而言，欧盟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仍然相对较少。”
截至2019年底，中国FDI存量达到2.1万亿美元，仅占世界的4.85%。从存量相对指标来看，2008年之后，随着中国GDP增速的放缓，FDI存量占GDP的比重触及8.23%的低点后持续反弹，2019年底已经回升至12.44%，与2004年持平（12.55%）。但从国际横向对比来看，数值仍然偏低。2019年，全球FDI存量占GDP的比例为42%，其中，美国44%，发达国家49%，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为32.27%。在全球主要的35个经济体中，第一个四分位数为20.5%。相对于韩国而言，中国一向被认为是对FDI更友好的，但韩国FDI占GDP的比重却比中国高2个百分点。
在FDI的决定因素中，市场准入等政策与市场规模、汇率、政治制度等条件同等重要。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编制的FDI限制指数来看，虽然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始于直接投资，但目前对FDI的限制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不仅高于美国或OECD平均水平，甚至高于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等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国家，尤其是服务业。限制的主要表现为：外国股权限制；歧视性筛选或批准机制；限制关键的外国人员进入；业务限制。所以，仅降低市场准入便能为FDI增长打开空间。欧、美中国商会在企业调研报告中也多次表达对中国降低市场准入的期望。2018年开始，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FDI限制指数从随之从0.32降至0.24。从日、韩的经验来看，中国FDI流量的峰值仍未来临。当然，与降低市场准入同样重要的是，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金融服务业商会，增强政策透明度，提高法律法规的解释和执行的一致性。这对于吸引高新技术和研发FDI尤为重要。
服务业早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也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制造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服务业仍处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下，降低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与曾经降低制造业FDI门槛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也可能复制中国制造的成功经验。
服务业开放大时代已经到来
2018年以来，中国明显加快了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步伐，现已取消银行、证券和保险交易（包括再保险）以及资产管理的合资要求和外国股比限制。《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内容与欧盟提出的WTO改革方案有较大交集，比如“竞争中性”、市场准入、透明度要求、国有企业、争端解决机制、强制性技术转让等。由于WTO改革陷入僵局，CAI可被理解为“另起炉灶”，但CAI与WTO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的。中国承诺进一步推进投资自由化，不仅要向欧盟投资者继续开放金融服务业，还将在卫生、电信/云服务、计算机服务、海上运输、航空运输和商业服务等领域扩大开放。虽然欧盟并未标明将与中国签订更全面的贸易协定，但双边投资协定被认为是一个开端。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也是带有投资协定的伙伴关系协定。
国家政策是FDI的最后一道门槛。全球和中国经验都显示，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将有助于扩大缔约国之间的直接投资规模。中国经济仍在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将提升服务业占GDP比重。服务业扩大开放将有可能复制“中国制造”的经验，不仅有助于改善，甚至有可能逆转服务业国际收支逆差的状况，还有助于促进制造业走出去。这在服务业占全球贸易比重不断提升的当下尤其重要。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或将显著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并且，美国经常账户虽然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但却保持着服务业贸易的顺差，与中国双边贸易也是如此。服务业开放又多了一层政治含义。
“引进来”与“走出去”密不可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起步更晚，2005年规模才破百亿美元，比FDI晚了13年，但此后的加速度却更快。2015年，OFDI流量首次超过FDI。2016年至2018年，OFDI流量均高于FDI。2016年，中国FDI存量和OFDI存量均达到1.35万亿美元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OFDI存量高于FDI，前者2.1万亿美元，后者约1.8万亿美元。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过度了吗？从横向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OFDI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3%，超过中国8个百分点。全球平均水平为40%，发达国家为53%。在全球主要的35个经济体中，中国大致处于第一个四分位数的水平。所以，并不存在过度的问题。过度与否的判断标准并不是投资的绝对或相对数量，也不是与其他国家比较所处的位置，而在于投资项目是否符合经济意义上的投入产出核算，或者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战略。如果中国想要持续对外输出资本，在没有取得一定的金融话语权的情况下，纯粹出于政治考虑，经济意义上的可持续性就会大打折扣。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和居民储蓄率的持续下行，中国经常账户将维持在基本均衡的状态，时而逆差将是常态，尤其是在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的转轨过程中。中国“走出去”的资本，不再是经常账户顺差，而是“引进来”的FDI。
在中美关系短期内难有实质性转折的情况下，加强与亚洲和欧盟的经贸关系往来，是中国应对美国脱钩政策的必然选择。RCEP与CAI是中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本框架，前者是包含投资条款在内的综合性协议，后者显著降低了金融、法律等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强化了公平竞争承诺。两者都有助于FDI流入中国和中国资本走出去。END
以上内容由51税知网整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与智慧同行，开启你的创业之路！
